文/赵兴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用尽了所有传统经济时代的红利，数据技术将是新时代的新红利，将创造更多发展的机会。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这个时期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开启了机会红利期的十年，只要肯放弃原有体制进行创业的，基本都能够找到发家致富的机会，那些第一批下海的企业家都坐拥了20年的高速增长，其中不乏红极一时或者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大咖，其中包括美的（1978年成立）、格兰仕（1978年成立）、万通地产（1980年成立）、TCL（1981年成立）、海尔（1984年成立）、联想（1984年成立）、万科地产（1984年成立）、中兴（1985年成立）、格力（1985年成立）、北大方正（1986年成立）、南德集团（1987年）、国美（1987年成立）、华为（1987年成立）、万达（1988年），当然其中也有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十年孕育了大量的优秀企业，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引领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机会红利越用越少，到1988年/1989年期间，经济增速跌入5%以内，引发社会很多不公平的讨论，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的不稳定，1989年起，中国开启了“开放”政策，划定经济特区（注：1979年4月提出“出口特区”，1980年3月改“出口特区”为“经济特区”），允许产品进出口和人口流动，新一轮的人口流动就业时代开启，我们开始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开放也开启了我们心智的开放，思想的开放，我们中国经济开始同世界接轨，中国经济又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传统经济的每一个红利都有天花板，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吸引的世界生产制造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也达到了天花板，劳动力就业率已经到了天花板，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流动人口工资快速上涨，生产成本在增加，靠低廉劳动力带来的利润在减少，眼看中国经济又要进入滞涨期，2001年中国顶住压力，进入WTO，逐步开放各种进出口政策，中国经济开启了新的一轮“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这一轮增长的原始动力是中国同各国关贸协定的开放带动的“互通”，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是“政策红利期”，此处的政策为中国同WTO成员国之间的“关贸总协定”，这些政策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敞开了工厂的大门。随着WTO关贸协定的逐步开放，中国经济一路快速增长。
本来预期又是十年的增长，以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在2008年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而遭遇增速下滑，从2007年的14.2%的GDP增速，2008年一下子掉到了9.6%，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中国政府紧急出台了“救市”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这时候通过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资本的趋利天性，让资本很快融入到高回报率的行业和机会中，无法进入实体经济，造成某一些行业的高速增长（比如：房地产、金融证券），而整体增长收效甚微。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做是“资本红利期”，虽然收效不大，但也大大延缓了中国经济增速的快速下跌。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十年，号称需求侧“三驾马车”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已经用尽了其中的红利，我们四万亿的投资可以看作是对“投资”要素（资本红利）的耗尽；“出口”要素上，从1979年开始的“出口特区”到2001年不断深度开放的“出口政策”，就开始耗用，可以说现在处在“出口饱和状态”，其增长驱动力完全依赖世界经济的增长；资本的投入导致资本配置不平衡，土地资源价格快速上涨，传统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回报，靠“土地”这个供给侧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受到限制；“人口红利期”已经耗尽了“劳动力”这个资源驱动要素，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有“技术红利”还未真正的启动。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增长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驱动要素都是传统经济留给我们的空间，因为“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带来的“开放势能”，这四十年是我们三代人的红利，包括60后、70后、80后。而接下来的90后将面临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我们过去在“技术”上的“欠债”带来的“技术红利势能”。
“技术红利”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中央政府倡导的 “供给侧改革”、“调结构，转方式”、“双创”、“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政策的核心。这里的技术红利，我们可以从“易”到“难”上来逐一解读。
短期内能够最快速见效的有两个技术，一个是“管理技术”，一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其中最高效率的就是“管理技术”的应用。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发展都是“给予式红利”，无论是机会红利，还是人口红利，还是政策红利，我们在“给予式”的机会中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就了大量的“大”企业，很多公司也进入了“世界500大”的行列，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还非常低，我们“管理技术”还欠发达，中国的多数企业家“重机会，轻管理”，绝大多数企业都可以看作是“粗放式”管理的企业，距离精细化的科学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仅是雇佣几个MBA或者外企高管就可以解决管理技术应用和管理精细化的问题，而是要从高层的理念上、从一把手的重视和理解程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应用。可以遇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学管理”热潮，管理科学将再次在中国大地上兴起，这次的兴起将不是成功学和教练技术的“注鸡血”式的，而是回归理性和科学的“再学习”。
“商业模式创新”也会逐步兴起，通过改善股权关系、改变管理模式、改变商业模式，通过商业上的创新实现经营绩效的改善。“管理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国企业从“机会型”发展模式向“技术型”转型升级的第一步，也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
接下来最容易实施或者最容易拥抱的技术就是“数据技术”，通过数据技术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提升，消除管理问题、经营问题、消除低效率的各个经济环节，就能够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管理技术的升级，商业模式的创新也理不开数据技术的支撑。
很多企业经营不善、浪费资源，效率不高、效益不好都是因为“粗放”，这个粗放不仅仅是指管理上的粗放，而是经营上的粗放，拍脑袋决定投入1个亿打广告，而并不知道1个亿投入下去是否带来销售增长，带来多少销售增长，这个投资回报率多高，企业家每天的决策都是在“赌博”，缺少数据思维和数据意识，缺少历史数据的分析，缺少对数据的重视，让我们每天都在“赌”未来。而数据技术是解决这种“不确定决策”最好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
现在数据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迎来最佳时机，可以说错过这5年，企业将不再拥有“数据技术红利”可以拥抱了——拥抱数据技术 将不再给企业带来红利效应。为什么说是最佳时机呢？
一、传统信息技术的推广已经近20年了，多数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基本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信息系统，包括ERP，CRM，HRM，OA，财务管理系统等等。这些信息系统为企业沉淀了大量的记录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数据，只是这些数据从来没有认真被分析过和使用过，这是一个未被挖掘的富矿；
二、数据技术因为“大数据”概念的火爆而被提上意识形态，国家在推动，企业也开始重视了，这大幅度降低了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5年前我们开始推广数据分析技术在企业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应用的时候，很多企业还不知道什么是数据分析，为什么要费力去做数据分析，在很多企业家看来，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市场机会、产品机会、客户机会，就能够有30%甚至50%的利润，只要花费精力去找到一个“机会”，精细化的数据分析带来1%到5%的提升，他们看不上，或者不相信。现在，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能够找到的“好”机会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难熬，管理精细化替代原来粗放式的管理是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很多企业家开始重视数据，重视信息系统建设，重视数据的准确性，以提高自己决策的“确定性”，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是意识的提升，这种意识的提升会大幅度降低推广数据技术的“沟通成本”，必然会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改善企业对数据的应用状况。
我们预计，2018年开始，数据技术进入企业会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并且是能够真正发挥价值、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质量、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益的一种“风尚”。对于企业的管理者也一样，学习数据分析技术，将是立足职场的必备技能。“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国家层面已经开始督促全国各地的公务人员去学习和掌握数据技术，你还等什么呢？
